康绍忠，农业水土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62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1978年7月参加高考，1978年10月进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武汉大学）农田水利工程系学习；1990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农业高效用水与水资源研究，发展了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水分传输理论，提出了旱区主要作物的需水指标与灌溉制度；创建了基于生命需水信息的作物节水调质高效灌溉理论与技术体系；建立了旱区流域尺度面向生态的水资源合理配置与调控理论及应用模式，为提高旱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和促进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著作与教材12部；获国际农业节水技术创新杰出成就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项等荣誉。现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常委会主任、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会长等职。
完成高中学业之后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回农村老家继续种地，要么去中学担任代课老师。是高考的恢复改变了我的命运。其实，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这个农家子弟的命运，更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命运。
幼年的经历让我对农业水利有了最直接、感性的认识——只有保障干旱季节的灌溉用水，农作物才能丰产。因此，在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当时多数人远离的带“农”字的专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工程专业。
“半工半读”完成中学
1962年11月，我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的一个农村家庭。那时还有公社，我们涌泉公社有15个大队，我家所在的大队叫新民大队。我父亲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当年我们大队只有小学，没有初中。父亲很重视办学，多次跟公社领导协商争取开办中学。在他的努力下，我们村最终办起了初中。我所在的新民小学升级为新民中学，周围六个大队的孩子也都来我们大队上初中。
我是1969年春季上的小学，正赶上“文革”。到我上初中时，已经是“文革”后期了。那时候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半工半读，上午在学校学习，下午去生产队劳动。后来学校在山坡上开挖了梯田，我们也经常去梯田干农活。
初中两年我一直担任班长，直至1976年步人高中。按照政策，那时实行分片上高中，我们新民中学的学生一部分去了漆河镇里的桃源县第四中学，一部分去了公社的涌泉中学高中部。我在桃源县第四中学就读，并在高一年级担任班长。
入学的第一年，我们还是处于半工半读的状态。除了在学校的农场里干活，还要去对口支援的大队新建的居民点，帮忙挖沙子、铺路、修水库等。1977年上半年，我们的劳动还十分繁忙，晚上有时候也要去干活，但当时每个人都热情高涨，干活积极卖力，并不觉得很辛苦。
其实，读高中之前我根本就没考虑过上大学，当时的想法是好好念完高中，有机会就去当一名水利管理人员，或者到县棉纺厂当工人。
根据墙上广告选取专业
高一那年，听到广播里说全国恢复高考了，同学们特别高兴。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我成为学校200多名高一学生中被推荐提前参加高考的两名学生之一，参加了1977年冬天的选拔考试。但遗憾的是，我们两人因为没有系统学习过高中知识，都没有考上。
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学校重新分班。这次分班源于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我清楚地记得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发表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里那句“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当时学校有四个班，后来学校把四个班的尖子生集中到一个班，我也就从原来班的班长变成了尖子班的团支部宣传委员。1978年上半年，老师集中加班带领我们复习，准备迎接7月的高考。
那时的高考不像现在有父母陪送，我们都是自己去参加高考。考试就在我们中学的教室里。可能因为我年龄小，再加上高一考过一次，我并没有感到紧张。考完后，我又一个人去县城体检。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县城。
过了一段时间，分数下来。我考了352分，是所在高中分数最高的两人之一。我们桃源县第四中学那一届考上七八位，包括后来补录的大专生。那年全国610万人报考，第一批录取比例仅4.8％，在偏远农村中学要考上大学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那时信息比较闭塞。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无意间在学校墙上看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招生广告，宣传广告上有一条高压输电线、一座水坝。由于我对这种场景十分熟悉，并且抱着一种学成后为农村水利事业服务的朴素愿望，所以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就填报了这所学校唯—一个带“农”字的专业——农田水利工程。
其实，这样的选择还与我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桃源县是当时全国有名的水利建设和水利管理先进县，具有丰富的水资源，水库、水电站、排灌站等水利设施星罗棋布。小时候我经常手拿镢头、钢钎，和老人们一起修水库、修水渠、建排灌站，这种体验使我从幼年开始便对水利工程有了最直接和感性的认知，也切身感受到家乡的丰饶物产得益于水，只有把水用好了，农作物才能长得一年旺盛一年。
高考完后我在家里等分数，也不知道能不能被录取。那时我也有点着急，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当时公社联校的校长找到我父亲，想让我去涌泉中学担任代课老师。这是由于我初中、高中成绩都比较好，记忆力尤其强。全公社开中小学老师大会时，让我作为典型在会上背诵毛主席语录。在场的一百多位老师任意挑选一条毛主席语录，我都能准确无误地背下来，所以校长对我的印象特别好。
命运出现了转折点，不久我顺利收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没有前去做代课教师。
被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工程专业录取后，我才知道这个专业极其冷门，很多人不愿意选择，因为它带“农”字，特别是有些城里来的学生认为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却又走进了“农门”。我们专业有些同学去校医院看病时就怕大夫问起学习什么专业，因为专业带“农”字怕被别人瞧不起。然而我对这个专业并没有偏见，因为我当时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学习水利知识，为发展农业生产做贡献。
现在想想，如果不是高考，我将有两种命运：一是在农村老家继续种田，二是去公社中学当代课老师。
书包锁在凳子上占座
1978年10月6日至7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终于迎来了新生报到的日子。我于10月6日前往东湖之滨、珞珈山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
学校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很好地解决了我生活上的困抗，让我可以一心一意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畅游。当时学校给我们大部分同学提供了助学金，根据同学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助学金分为甲、乙、丙等。我获得了最高的甲等，每个月有20元，其中17元是餐费，3元是零花钱。开始时饭票上标有早中晚餐，不吃就作废，同学们都很有意见，因此到大二时学校就改成只标有钱数的饭票了。
我们班同学间的年龄差距非常大，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的，被称为“老三届”，最小的1962年出生的，入学时还不到16岁，算是里较小的几位之一。“老三届”们非常不容易，他们有的人等了十几年才有上大学的机会，我们班的“老大”上大学时已经有三个孩子了，所以他学习十分刻苦，这也极大地鼓舞与激励了我们。
我记得，当时的数学教材为同济大学主编的，分上下两册。60％以上的同学除了把老师布置的教材习题做一遍外，还会主动把樊印川的《高等数学讲义习题集》里的习题再做一遍，这是一本“文革”以前的大学数学教材配套习题集。
那时候学校没有太多的文体活动，同学们大多去图书馆或大教室学习。但因刚恢复高考，图书馆的学习室非常狭小，座位有限且珍贵，如果我们去吃饭要离开一会，必须要占座。一般情况下，书包仅仅放在凳子上占座是不可行的，因为回来时书包有可能就不在原地了，我们必须把书包锁在凳子上，所以同学们的书包里经常会装一把锁。
那时，我们一心只是想着好好学习，希望日后能为国家做贡献。
科学报告会上唯一的本科学生
我们上大学时学校的学术交流活动不是很多。记得大概是1981年的秋天，我看到农田水利教研室有个学术报告会的通知，内容涉及地下水资源动态评价、组合喷灌强度计算、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我出于好奇与兴趣，兴冲冲地跑去聆听。但到了教室才发现，近四十人的科学报告会只有我一人是本科学生，其余都是老师。
老师们坐定后，教研室秘书给每一位老师发了一份有十几页的有关组合喷灌强度计算的油印材料，可能知道我是学生，加之也不认识我，唯独没有给我发那份材料。这时，一位和蔼可亲、看起来十分有学问的老师看到了，就对秘书说，大家都发了，也给这位同学一份吧。我内心顿时无比激动与感恩，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蔚榛老师。
张蔚榛老师是20世纪50年代中从苏联获得农田水利副博士学位后回国的，是十分受同行尊敬的我国著名的农田水利与地下水专家，他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老师为人和善，他不仅给予年轻人关心和提携，在学术上更是一丝不苟、严谨治学，在如今浮躁的学术大环境下很难再找到这样的老师。他是我十分崇敬的老师，他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我在工作后跟张老师一起参加过几次成果鉴定会，鉴于我国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凡是材料上写着“国际领先”字眼的，张老师签字时都十分谨慎。
大学时期对我影响很大的还有茆智老师。他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在灌溉工程及其用水管理的理论与技术方面有出色成就，现在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我们那一届，茆智老师指导四名本科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茆老师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办公桌，我们每周都要去他家围坐在办公桌前汇报和讨论毕业论文进展。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水稻需水量的分析与计算》，茆老师亲自带我们到安徽滁县水文实验站等地调研收集资料，分析早中晚稻生育期需水量的变化规律，以及需水量与品种、空气温度、空气湿度、日照时数和栽培措施等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茆老师的悉心教导与关心，使我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并获得“优秀”的成绩。也正是此次经历，让我更加喜欢上了作物需水量研究，并逐渐扩展为对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水分传输和作物节水调质高效灌溉理论与技术研究。
可以说，大学教育对我的职业选择影响比较大。1982年，我抱着要进行农田水利与土壤物理、作物学相交叉领域研究的梦想，考取了西北农业大学（后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随后又攻读了博士学位。
1993年9月，我被西北农业大学破格晋升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1994年人选了中国科学院首批“百人计划”；1997年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1年被聘为教育部特聘教授。
“科学成果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唯有长期积累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这是我时常激励自己的话语。
2002年，我调入中国农业大学工作。但十多年来我们团队的工作仍然扎根在西北旱区，我们团队建设的中国农业大学石羊河实验站，常年有六七十位师生住站研究和实习，已成为西北旱区农业节水技术示范推广、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的重要基地。目前我们的研究又扩展到新疆南疆等区域。
一路走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有时甚至感觉还有点愚笨，但我们那一代人，都是靠自己的奋斗与汗水浇灌出梦想与希望的。我想，机会总是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艰苦奋斗、严谨治学、持之以恒和团队合作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最需要培养的精神。